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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生的金智英,成长中那些与母亲有关的记忆碎

作者: 情感  发布:2019-12-08

1994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母亲兴高采烈地跑回来对我说“幺儿快点来换衣服,娘带你去照相”那天的母亲是最漂亮、最开心的,大辫子、白色衬衫、蓝毛衣、黑裤子再加上那双老北京布鞋,这些是母亲平时放在箱底里的家当,今天我总算大开眼界的,那年母亲45岁,我7岁。

当乡愁涌起,乡愁的那头总是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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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秋天是个多雨的季节,那些秋雨绵绵的日子我被关在学校里补课,说好给我送生活费的母亲,却比约定好的时间整整来迟了一天半,星期一下午我总算见到了母亲的身影,娘的头发有些散乱,深蓝色的衣服上,两个大大的补丁显得特别刺眼,起了皱的裤子都缩到小腿上面去了,变了型的解放鞋上沾满了厚厚的泥土。眼前的母亲硧实让我感到无比的难堪,也许是我表情出卖了我的心,母亲急切地把生活费塞进我的手中,用那带点沙哑的口音说:“好好学习,来的时候有点急,都没来得及收拾一下,娘走了!”。看着母亲慢慢远去的背影我无比自责。娘是为了抢收地里的庄稼,害怕它们在地里长出长长的芽。那年娘53岁,我15岁。

十六岁的时候,我离开故乡。怀揣大学录取通知书,满怀可以吃上公家饭的梦想,背上娘给我缝的单衣棉衣单布鞋棉布鞋踏上了背井离乡的求学之路。看着离我越来越远的故乡,从那一刻,乡愁布满了我的心头。

原标题:85岁医生盛锦云:哮喘患儿的硬核奶奶

原标题:《82年生的金智英》:不要成为温水里的那只蛙

2004年的中秋我第一次尝到了乡愁的味道,苦涩的、孤独的。只有此时才特怕看到月圆的景象,那天我跑了3公里的路,只为听听娘的声音,只想告诉娘,我想她了!可是电话接通时,到嘴边的话又全都咽回去了,只是习惯性地问,娘您吃饭了吗?近来身体可好?那天娘好像说了很多的话,可至今我都只记得那一句:“今年五仁的月饼又涨价了,核桃倒是不太贵”。五仁月饼是我的最爱,核桃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无论我走多远,母亲的爱好都是根据我的习惯而改变。在回工厂的路上抬头望着天空,随手写下:

当我在学生食堂用发到手的饭票买来三个白面馍馍的时候,吃第一个可谓是狼吞虎咽,吃第二个时,我只咬了一口,却难以下咽了,我在想,此时我的爹娘我的哥姐在吃什么呢。是在喝糊豆吃煎饼吧?娘舍得让大家顿顿都吃全麦煎饼吗?

盛锦云今年85岁了,退休前,她是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泰斗级医师。退休20年了,她依然工作在一线,为哮喘儿童提供治疗。10月24日,在中华医学会第24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开幕式上,盛锦云获得“第七届中国儿科终身成就医师”称号。

看完了郑有美、孔刘主演的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心底的郁闷不是火山爆发式的,是一层层铺开来的。日积月累的无力感随着剧情的推进慢慢叠加,在转换成火山喷发前,销声匿迹。这种无力感,是你即便发现了一些踪迹,感受到了共鸣,有心痛,却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改变什么,只能跟着难过的无力。《82年生的金智英》,改编自赵南柱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出生于1982年的全职太太金智英的日常和苦恼,虽然与心爱的男人结婚,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却不得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放弃了工作、事业,甚至是生活。在长期的隐忍下,智英感觉自己满足于当下平凡的日子,可是她的丈夫大贤却发现她患上了罕见的病症,于是向心理咨询师求助:“我的妻子,变成了另一个人。”这部小成本的作品,在韩国备受争议,却以366万观影人次在票房上逆风翻盘,是鲜有的“1/9型”电影,即男性看了打1分,女性看了打9分。归根结底,在于题材和剧本对性别歧视的刻画。女主郑有美在官宣出演这部电影时,就受到了网友的质疑,不仅如此,就连在社交媒体上推荐同名小说的几位韩国女团成员,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说实话,职场和家庭里的性别歧视类型的影视作品并不算新鲜,新鲜的是,决定出演这样一部讲述女性困境的电影,甚至公开讨论一部讲述女性困境的书,都能在韩国引发如此两极的评论,可见平权之路任重而道远。电影有几个细节,特别能戳中不少将重心放在家庭的女性心声。过年过节,去婆婆家烧饭洗碗,除了要忍受来自婆婆夹枪带棒的嘲讽,还得伺候七大姑八大姨,看着两手空空无所事事的老公备受夸奖,自己却只能默默收下婆婆送来的土气围裙,哦,美其名曰,春节礼物。回到了娘家,弟弟受到的重视,却永远比她和姐姐两个人加起来还多,连父亲在姐弟仨人小时候带回的礼物,给弟弟的是代表用功读书的高级钢笔,给姐妹俩的却只是普通的练习本。这样的悲哀,不仅仅是一个两个女子,也不仅仅是一个两个时代。女主的母亲,那个活在为弟弟妹妹牺牲,为丈夫奉献,为子女任劳任怨的传统思想里的女人,举步维艰地过了几十年。女主自己呢,读书时在公交车上险些被小男生性骚扰,借了邻座的女子电话发短信叫父亲来接她,父亲到了,第一反应不是斥责犯了事儿的男生,而是告诫女儿:你怎么不懂避开这些人?用原著小说里的话讲——“她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女孩子凡事要小心,穿着要保守,行为要检点,危险的时间、危险的人要自己懂得避开,否则问题出在不懂得避开的人身上。”女主所在的全职妈妈圈里,明明从小到大用功读书,赚钱能力也不比老公差的太太们比比皆是。女主的朋友,即便是考上了名牌大学理工科的高材生,却只能把解题当作纾解压力的渠道,寒窗苦读多年,最后的用处竟只是教会小孩九九乘法表。有人说,金智英已经是幸运儿,至少她的老公是帅气温柔的孔刘,而不是出轨劈腿的渣男,也不是在咖啡馆没缘由就嘲讽她的男人。在不少观众眼中,她的老公大贤已经算是“贤者”的典范:他没有和办公室的猥琐男同事同流合污观看女同事的厕所录像;在婆婆给老婆施压时,第一时间将智英带离婆婆家。但是仔细一想,帅气多金的老公,就能弥补老婆在家庭生活中受到的种种隐形压迫,以及自由上的缺失吗?更何况,看似体贴的老公,在劝解她时,用到的句子也不过是“要不再休息一阵”。于是妻子立刻反驳道:“在你眼中,在家带小孩是休息吗?”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也不少,嘴上说着“我来帮你吧”,身体却很诚实,没有行动。这种所谓的“体贴”,其实顾及的只是“体面”,并未真正设身处地站在老婆的立场行事。不作为和袖手旁观,有时候比直接伤害更伤人。这也是电影比小说处理更厉害的一面,它从节奏和电影语言来说,更像是一杯苦涩的茶,女主的苦,说不出道不明,不是那种肆意张扬、大起大落的狗血八点档。郑有美首次在电影挑大梁的表现是令人惊艳的,尤其是在自己、母亲和外婆等角色之间的无缝切换,展现了自然又纯熟的演技。此外,饰演她妈妈的金美京,和变成外婆的女儿之间互飙眼泪的那场戏,还有回到家中对着丈夫大发雷霆的那场戏,都堪称经典。9102年了,韩国社会的女性地位仍然很低,一部分人对于家庭主妇的观感,仍停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或是将依靠老公养活的女人称为“妈虫”;另一部分人,则在职场上,潜移默化地给女性提供更少的晋升机会。这种傲慢与偏见,不单单存在于韩国社会,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女性也能感同身受,不算孤例。更令人心寒的是,不光男性在职场或家庭有意无意间的歧视一些女性,连女性族群内部,也一定程度存在着某种鄙视链。比如韩版《傲骨贤妻》中,全度妍饰演的女主试图在婚后回归职场,却在面试时被同样是女性的前同事指摘,凭什么我坚守了那么多年的职场,要被你这样的家庭主妇所取代。这样的场景,就像有人遵循了所谓“男强女弱”的游戏规则,于是无法忍受别人来抢夺她的既得利益一样。这里的女同事,和金智英在咖啡馆遇到的说她是“妈虫”的女子,又何尝不是同类人呢?于是,愤懑在智英的心里慢慢发芽,最后变成多重人格,砰,爆发。女孩们一直被灌输的教育理念是,要乖巧,要隐忍,但很少有人告诉她们,有些人,是可以不忍的;有些事,是可以为自己出头的。如果每一次的不公平对待,都忍了下来,只会在内心积攒越来越多的郁结,一旦那些不舒适如温水煮青蛙般变成了一种习惯,原本的不平事,也就渐渐成了理所应当。可是啊,谁说女人就一定要在家相夫教子,女人带小孩就是理所应当吗?对儿子比对女儿好,也是理所应当吗?为什么女性要花三倍五倍的气力,去证明自己在职场上不比男性差?我们在呼吁平权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成为鄙视链的一环而不自知?这些为什么,拼在一起,就是金智英为何变成了金智英的答案。电影的结局,没有给这些问题一个标准答案,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道螺旋式的无解题,寻寻觅觅的出口,最终可能发现,并不真实存在,这才是问题的症结。不要成为温水里的那只青蛙,不管你的社会角色是妻子还是丈夫,是母亲还是父亲,多走一步,多做一点。勇敢地跨出去,人生就不算输,这大概就是电影真正要传达的信号吧。

《乡愁》

上了三年的高中,家里的小麦几乎都让娘烙了全麦煎饼给我吃了,此时我已经吃上大馍馍了,给我铺平上学之路的亲人们却没有这个福分。于是,我紧三口慢三口地吃完第二个馍馍就收拾了餐具,不吃了,回宿舍给爹娘写家书去,我要告诉他们,我现在一下子过上了天天过年的好日子,他们终于不用把家里全部的小麦都给我吃了,他们的年纪也不小了,也要保重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生活好一些。

乐白家手机娱乐,盛锦云表扬小患者操作规范。受访者供图

天边的浮云渐渐远去

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面对皎洁的月光,我想念我的爹娘。“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1983年的中秋节是我离开家乡在外度过的第一个节日,我手捧在学校食堂买回的五仁月饼却迟迟没有动口。我知道,爹娘在家里吃的月饼应该还是硬硬的青红丝冰糖月饼。

每天上午,盛锦云的时间被划分为两部分,九点前是患者,九点后是医生。

夜就快要来临

不管现在社会上生产了多少种月饼,椰蓉的、五仁的、玫瑰的、豆沙的、枣泥的、蛋黄的,我只爱家乡老作坊生产的冰糖月饼。圆圆的,硬硬的,厚厚的,金黄的酥皮,一口咬下,需要用手托着,稍不用心就会掉一地的月饼皮;用舌头舔舔,用牙齿慢慢地把青红丝拽出来,然后找到那粘着面的冰糖,长时间地放在口中享受那甜甜的味道。

2015年,她做了髋关节手术,痊愈后回到一线继续坐诊。但最近一年,腰腿又开始作痛,这才停止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工作,每天到市郊的一家康复医院进行康复训练,并在治疗结束后就地出诊。

在万家灯火通明之前

记得第一个寒假回家的那一天,心情的激动无以言表。学校期末考试之前班里就统一预订了汽车票,回家的日子和预计到临沂汽车总站的时间早已写信告诉爹娘了。从9月初到学校报到,到新一年的1月底归家,屈指算来也只有短短的5个月的时间,可思乡之情深切,夜里常常无法入眠。我设想多种回到家时爹娘见到我时的表情。我记得我在县城里读高中的第一个寒假考试结束我顶风冒雪回到家的时候,娘一把将我搂到怀里,眼里的泪水掉得像雨点一样密集:“你这个小人儿,这么大的雪,你是怎么回来的啊?”这次娘见我还会掉眼泪吗?

屈膝、提腰、抬腿,一套脊椎骨盆运动做完需要30分钟左右,九点钟,患者盛锦云下课,医生盛锦云上岗。

牛羊回栏、鸟兽归巢

二哥到临沂汽车总站接到我的时候,他已经在汽车站等了快三个小时了,他说:“唉,咱娘恨不得今天早上就让我来接你,我一遍遍地解释你下午三四点钟才到,可咱娘还是让我吃过早饭就来接你,咱爹咱娘是真的想你了。”那天,二哥用自行车顶着刺骨的寒风历经两个多小时把我驮回家的时候,天已经漆黑漆黑的了。当我到家门口的时候,爹正蹲在大门口抽着他的旱烟袋,看到我他一下子站起来,一向沉默寡言的爹什么也没说,连忙伸手接过了我手中的提包;娘还在锅屋里忙着炒菜呢。当我进了堂屋,我的大伯、大娘、大伯家的大哥二哥大嫂二嫂都在屋里呢。不是屋里的温暖驱走了我身上的寒气,而是浓浓的亲情融化了我肌体的每一个细胞。那天的晚餐,我又喝上了娘做的糊豆、娘烙的全麦煎饼、娘熬的猪肉白菜炖粉条。那一晚,我睡得那么心安那么踏实,尽管屋外的寒风透过墙壁的裂缝嗖嗖地往屋里钻,床顶上用报纸糊的“顶棚”里老鼠东蹿西跳。

从康复室到诊室的距离不足30米,但盛锦云要走上好一会儿。双手按在墨绿色的辅助车车把上,弓着背,鞋底擦着地面往前迈。第一个哮喘患儿赶来时,盛锦云刚刚披上白大褂。一头灰白的头发在脑后挽成发髻,透过金边老花镜,眼睛晶亮。

云啊请带我一同远去

在济南求学的四年里,最让我快乐的日子当属1984年春的一天。那一天,我接到二哥写来的信,拆开信封打开信瓤首先看到的是二哥和一位乡下妹子的合影照,顿时喜上心头。然后急不可待地开始读信。这封信报告了两大喜讯:一是二哥给我找了个嫂子,已经完成了定亲仪式;二是大姐终于生了个男孩。读完信,我恨不得插上两个翅膀飞回家乡与爹娘一起分享这巨大的快乐和幸福。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中见到爹娘都笑得合不拢嘴。梦中醒来,再也无法入眠,“夜长人自起,星月满空江”。

盛锦云今年85岁了,65岁那年,盛锦云退休,但之后的20年,她依然工作在一线,为哮喘儿童提供治疗。

回到那生养我的地方

1984年的寒假归来碰到的却是伤心事。二哥在临沂汽车总站接到我时面部表情是沉重的,他告诉我大伯又犯了肠梗阻,在地区人民医院住院。这是大伯第二次因肠梗阻住院,医生已经发了病危通知书。按照农村的风俗,看病人一般都是上午,因为天色已晚我让二哥用自行车把我接回了家,第二天一早二哥又用自行车驮着我赶到医院去看望我的大伯。那天大伯看到我时还同我说了几句话,嘱咐我不用担心他的病,一定要好好学习。大伯是我们冯家少有的文化人,是我们冯家富有权威的长辈,因为我从小学习好,深得大伯的垂青和厚爱。他第一次得病住院的时候,适逢我高考预选考试的时候,大伯坚持不让家里人告诉我。现在我上大学了,大伯却又一次病倒了。我站在大伯的病床前忍不住失声痛哭。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大伯。两天后大伯与世长辞,从此我失去了一位关心我的亲人。给大伯送殡的时候,地上积雪盈尺,三天的时间里,我参加了给大伯送葬的每一个仪式,以解我对他老人家的愧疚之心。

作为儿童哮喘界的泰斗,10月24日,在中华医学会第24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开幕式上,盛锦云获得“第七届中国儿科终身成就医师”称号,该奖是儿科医师的最高奖项。这一年是她行医第60个春秋。

在天黑之前叫上一声我的爹娘

儿行千里母担忧,夜半灯前念远游。谁解乡愁问寒暖,此心不尽总难休。1987年的春节我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没有回故乡过年,春节过后爹赶到了济南。当我在大哥家见到满脸皱纹的爹时,我的心里真的是如同打翻了五味瓶。爹对我们说:“我刚刚得了一场病,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我到县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你们两个有一个必须回去,我这次来就只有这一个要求。”看着只有六十三岁却满头银发的爹,我下定了回故乡工作的决心。1987年暑假我参加了毕业分配,当我告诉爹我又回到了我的母校拿起教鞭的时候,爹开心地笑了,他说:“城里终于有人了,我进城终于有管我吃饭让我落脚的人了,我这一生值了。”从此,故乡与我近在咫尺,一到周末我就回到爹娘的身边,给爹买只烧鸡,给娘添件新衣,以表孝心。

盛锦云获得“第七届中国儿科终身成就医师”称号。受访者供图

那年母亲55岁,我17岁。

乡愁是什么?乡愁是故乡门前的那条小河,活蹦乱跳的童年在心中撒欢;乡愁是老家树上的那只鸟窝,岁岁年年的梦里总能孵化春天。煮酒相忆举杯问候,何处凝成愁,从此乡愁绕心头。

医生奶奶

2008我休假回家看望母亲,娘显然老了许多,不过由于哥嫂照顾得周到,娘的身体倒还算健壮,由于无聊便找以前的书来看看,无意中发现了母亲收藏的宝贝,一层一层地剥开包裹着它的白布,出现在我眼前的竟是“黔西南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四年了母亲还把它保护得如此完好,我的录取通知书。看着它往事历历在目难免有些伤感,那不听话的眼泪便夺眶而出,不知何时娘既然站在我的身后,我能做的只是急着擦干泪水强颜欢笑着说,娘阳尘掉我的眼睛里了,娘轻轻拍着我的背说:“这个鬼阳尘,我家幺儿几年才回来一次,你还欺负她”。只有此时我才慢慢明白,母亲就是一本无字的书,也许我用尽一生也品不完她的无奈,那年母亲59岁,我21岁。

如今我已年过半百,爹走了,娘没了,回到故乡,只有爹娘当年含辛茹苦建起的三间老屋和院子里越来越粗的银杏树……我知道,故乡是我的根,天涯有尽头,乡愁到永久。

12月2日,小多(化名)坐在盛锦云诊室的桌前。

2012年母亲节那天傍晚,我在电话的这头陪着娘,拉扯着一些家常,很想亲口对娘说声母亲节快乐,可几次话到嘴边硬是又咽了回去,我不明白为何会这样,也许是习惯了母亲的宠爱,也许是对于母亲我还没有找到表达爱的方式,是谁!在耳边又一次提醒我,爱要大声说出来,是这个提醒给了我无限的力量和勇气,娘母亲节快乐!这句堵在我嗓子里的话终于脱口而出,电话那头的母亲有些震惊,但我却听到了她发自心底的笑声,娘高兴地回答我:“我们家老幺越来越懂事了,娘有你们三个啊!天天都快乐!”原来爱真的需要表达,娘的笑声又一次证明了这个事实。那年母亲63岁,我25岁。

哦,乡愁的那头是故乡。

小多是当天9个预约者中的第一个,今年4岁,进门时一边挖鼻孔一边四处张望。

2013年母亲节的脚步又渐渐近了,记得送上您的祝福!因为天下的母亲都需要儿女们的牵挂和问候,都愿意触到康乃馨的香味。

小动作被盛锦云看到了,打开手电,果然鼻子粘膜的颜色发白,“肺的声音正常了,但是鼻子还没有完全好,等鼻子粘膜和嘴唇的颜色一样了再停药。”盛锦云和家长交代。

2013年4月26日

小多妈妈说,小多哥哥在六七岁时查出了哮喘,喝中药、四处求医,走了不少弯路,后来找到了盛锦云,经过三四年的治疗,病情渐渐控制住了。

子夜书于深圳

后来生了小儿子小多,家人知道哮喘受遗传因素影响,症状出现时没多犹豫,直接找到了盛锦云。

询问完基本情况,盛锦云从桌上拿起雾化器,让家长和小多示范吸药过程,检查操作是否规范。

吐气,在雾化器前吸气,屏气。盛锦云伸出手指,从一数到十,小多完成得很好。老人伸出大拇指笑了,眼睛眯着,皱纹一直延伸到鬓角。

小多是复诊患者,诊断时间相对较短,遇上初诊的,盛锦云则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娃娃几岁了?什么时候起病?第二次和第一次隔多久?有家族病史吗?有家人吸烟吗?养宠物了吗?睡觉打呼磨牙吗?问句一个接一个抛出来。

对小朋友,盛锦云极其温柔,声音缓和,而且爱笑。但在家长中,她出了名的严厉。儿童哮喘治疗周期长,又因为患儿年纪小,家长的职责显得尤为重要。家长一旦监护不到位,就会被盛锦云批评,在一些医生评价网站,许多人讲起自己被“训”的经历。

前不久,小多妈妈就见过她训人。那天,问诊结束后,盛锦云叮嘱一位家长:“零食不要再让孩子吃了,尤其是膨化食品。”家长点头,转身对孩子说:“你就是不听话,听到了吗,奶奶都说了不许吃零食吧,你还吃。”盛锦云听了不高兴,抬着眼睛,视线从镜框上方挑起来:“不是娃娃不听话,是家长不听话。家长不给买,娃娃怎么吃?”对方噤了声。

“他们保护我不被狼吃掉,我救他们的孩子”

盛锦云乐于在不同场合讲起那两个和西瓜有关的故事。

盛锦云从小在苏州的一家医院旁边长大,每天看着医生护士给患者治疗,耳濡目染有了从医的念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十余年后,她在历史潮流的裹挟下被调往甘肃酒泉。

盛锦云在诊室。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摄

那时候的甘肃,贫困,缺水,衣食尚无保障,医疗条件更为简陋。盛锦云遇到最棘手的一位病人是个瓜农,暗红色的血一碗一碗地吐,盛锦云和同事们怀疑是胃出血,但担心他撑不到送去医院,于是就地给他做了剖腹手术。

没有消毒用品,就用大锅水煮手术器械;没有灯,就靠蹬借来的自行车发电;设备有限,无法得知瓜农的血型,就用最原始的方法:滴血,凝了就不行,不凝就行,就这么找到了合适的血型,那一次,盛锦云和另一位同事一起给瓜农输了800毫升血。

另一位患者是个小娃,血压低、呕吐,肚子胀得很大但无法排便。一问才知道,盛夏季节,吃瓜时连肉带子一起吞,结果发生了肠梗阻。

“再不通就要切肠子了,那小娃可能就活不成了。”盛锦云回忆。于是她决定用手把瓜子抠出来。在老百姓们的围观下,盛锦云没带口罩,也没带手套,硬是把和大便裹在一起的瓜子和蛔虫,一个一个、一条一条抠了出来。

西北人淳朴,嘴上说不出漂亮的话来致谢,但从那开始,盛锦云和同事们每年夏天都会在房间门口看到一个大西瓜,瓜上还有十字符号,后来得知,那是瓜农在西瓜小的时候刻上去的,“他说好瓜留给医生。”甚至在离开甘肃、回到苏州后,盛锦云还收到过那个小男孩寄来的一大包瓜子。

她记得,刚到甘肃时,因为喜欢水,老百姓叫他们“上海来的鸭子”;久而久之,称呼就改了,变成了“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

有一次,盛锦云一个人背着药箱去给一个孩子看病,半路发现自己被两只“大狗”跟着。后来快进沙漠的时候,她被一位老人叫住,才被告知“大狗”其实是狼。老人叮嘱她不能再走了,“说天黑在沙漠里可能会迷路,还有可能被狼吃掉”。盛锦云把患者等不到天亮,决意要走,最后老人让自己儿子提着铁锹在后面跟了一路。

当时,每天看着荒漠、戈壁、芨芨草,看着贫穷、困难、生老病死,难免会想人与人的关联和差异,以及一位医者的职责。那段时间被盛锦云视为人生观的重塑阶段,“他们保护我不被狼吃掉,我救他们的孩子”。

“不知道累”

12月3日,康复医院的志愿者小林帮盛锦云穿好外套,到诊室开始工作。

小林从2017年起认识了这位“说话语速快、头脑很清楚、没有一点架子”的老人,在她来做康复时做些琐碎的辅助工作。印象里,盛锦云每天一定要看完所有病人才肯吃午饭,因为担心饭后犯困脑子不够清楚;她在耄耋之年依然好学,小林经常看到盛锦云坐在床边,从双肩包里摸出粉色眼镜盒,颤巍巍地戴上眼镜开始看书,“还是全英文的那种”。

盛锦云的英文好在年轻人中小有名气。儿童医院的同事说,当年美国疾控中心专家来苏州交流访问,老太太一口气用英语把国内外哮喘治疗情况介绍完,根本不需要翻译。

盛锦云的学生郝创利如今是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二十多年前,他考取了盛锦云的研究生。他回忆,那段时间,盛锦云不仅自己学习,还逼着学生和整个科室的医生一起学,每天下班后,他们聚在一起学英语、研究最新的科研成果,“11点前没回过宿舍。”郝创利的英语水平从曾经的“很差”,到如今在医院里数一数二。而盛锦云先后带过的八位研究生,也几乎都成了领域内的专家和学科带头人。

内分泌科的陈临琪曾经住在盛锦云家后面的那栋楼,她在六楼的卧室对着盛锦云在二楼的书房,陈临琪每天晚上睡觉时,盛锦云书房的灯还亮着;第二天一早起床,盛锦云书房的灯又已经亮了,她和医院的同事开玩笑说,老太太一夜不休息的。

“肯下功夫,不知道累”,是很多人对盛锦云的评价。退休前,她每天要看一百余位病人,从早到晚,中间只抽出15分钟吃饭时间。

由于患儿很难准确描述自己的病情,儿科又被称为“哑科”,同时,高难度、高负荷、高风险,背后却没有与之匹配的高收入,儿科常常处于“鄙视链低端”,医学生中甚至流传着一个顺口溜:金眼科,银外科,打死不去小儿科。

另外,从1999年起,我国的医学院校儿科专业停招,变成临床医学专业其中的一门课程,直到2016年恢复儿科本科招生。17年的断档,让儿科医生逐渐形成巨大缺口,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全国儿科医生达到了15.4万名,每千人口的儿科医生数量为0.63名,也就是说,目前平均1587个儿童才能有一个儿科医生。

郝创利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呼吸科只有两三位医生,但患者永远都在排队,为了能挂上号,很多外地患者甚至提前一夜守在医院里。最多的时候,他一个晚上就要接诊近40位患者。

那时候,盛锦云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依然挂着听诊器继续工作。医院希望照顾她的身体和精力,每天限号15个,盛锦云不肯,最终把数字增长到了40。直到最近腰腿不适,也要把患者随身带到康复医院去。

12月2日中午,儿童医院的同事开车送盛锦云回家,拐进小区,便远远看到她的老伴金家骏等在楼下。老人边开车门边说:“我都下来好几次了。”

金家骏今年90岁了,腿脚依然利落,只是听力不太好,每次给盛锦云打电话问几时回家,都听不清对方的表述,于是挂了电话就到楼下等,等不到再回去,隔上一段时间,再下来等。

盛锦云和老伴。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

在一次采访中,提及妻子的早出晚归,金家骏说:“她的价值观在这里,她一定要帮着孩子,让他们少受苦。看到孩子病得喘了,她就心软了。我反正是有意见,但是意见不大。我把我的余生,帮帮她,扶她一把。”

关上车门,同事提议送盛锦云上楼。她摆摆手,笑:“不送了不送了,保镖来了。”

紧迫感

最近,盛锦云觉得医院食堂的胡辣汤味道不错,打算自己在家学着做做。特意向河南同事请教了做法,一路念叨着“木耳豆皮胡椒粉”回家。

尽管每天依然有10个左右患者预约,但对盛锦云来说已经算是几十年来难得的清闲时间了。她会按时午休,然后看会儿电视。

但紧迫感并没有降低。今年春节的时候,盛锦云和郝创利们提到,计划出一本书,把这几十年来遇到的病例整理出来,最近,她和同事们已经开始着手做这件事了。

在儿童哮喘领域,有“北陈南盛”的说法,陈是首都儿研所的陈育智,盛则是盛锦云。二人是儿童哮喘领域内的泰斗,也是战友和朋友。

盛锦云和陈育智。受访者供图

1959年,盛锦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陈育智高她一届,是学姐,也是手把手教她技能操作的师父。后来,两人都被调往甘肃,一个在天水,一个在酒泉。7年后,陈育智调回北京,盛锦云则回了故乡苏州,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工作。

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推出了GINA方案(《全球哮喘防治指南》),从那时起,陈盛二人一南一北,开始为推广儿童哮喘的规范化治疗奔走。

由陈育智和盛锦云牵头进行的全国0到14岁儿童哮喘病率的调查,被业内人士视为“里程碑式的贡献”。当时的数据显示,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全国0到14岁儿童中,哮喘发病率分别是0.9%、1.97%和3.02%。

盛锦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国外是发病率很高,但他们的死亡率是千分之0.4;我们发病率很低,100个孩子有5个人喘,但是我们的死亡率千分之36.7。因为不按照规范治疗。”

在学生们眼里,盛锦云几十年来,一直在推广儿童哮喘规范化治疗模式。比如不能用抗生素来治哮喘,要科学应用吸入疗法,要定期复诊等。

对于原本就存在巨大人才缺口的儿科而言,推广盛锦云主张的儿童哮喘治疗模式,很难一蹴而就。这些年,她组织举办关于哮喘儿童的夏令营、运动会,就是为了像“开家长会”一样把就诊后离开的患儿召集回来,及时关照治疗过程中的各种情况,让他们得以在医生的判断下做出减药决定,从而宣传健康管理理念,形成一套长期完整的康复计划。

除了给家长科普,还要给医生培训。过去的几十年里,盛锦云经常利用周末时间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给各地医生宣讲哮喘的规范化治疗。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跑遍了全国。

2015年,盛锦云做了髋关节手术,生活、工作、身体的事纠缠在一起,她得了焦虑症。“完了,不能跑了。”但没过多久,学生发现她拄着拐杖出现在了哈尔滨的哮喘治疗宣传会上。

前不久,在盛锦云获得“中国儿科终身成就医师”称号后,央视播出了关于她的专访。无锡人李薇(化名)在网上看到视频,一眼就认出了盛锦云。

十余年前,李薇的儿子经常打喷嚏、咳嗽、发烧,久治不愈。她听朋友说,无锡的儿童医院每周末请苏州的盛锦云教授来坐诊,于是给儿子挂了号。

李薇的儿子被确诊为哮喘,治疗、用药、减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薇发现儿子的病情渐渐稳定了。

十余年时间过去,当时读小学的男孩如今已经大三,哮喘早就控制住,衣食住行和其他人无异。

李薇发现,视频里的老人依然披着白大褂坐在诊室,容貌甚至发髻都和当年一样,精神矍铄。她把视频转给母亲,又转给爱人,不过,他们都已经不记得盛锦云给自家小孩看过病了。但李薇记得很深,“因为当时做了很多功课,查了很多论文和资料,也走过很多弯路,我最清楚如果没有遇到盛奶奶,孩子和我们整个家庭后面的路是什么样。”

文|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编辑|胡杰 校对|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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